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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大病众筹,净化网络生态
——以水滴筹“扫雷式”筹款丑闻为例
作者:南城县人民法院 邓文鑫  发布时间:2019-12-17 15:53:57 打印 字号: | |

事件背景

近日,《中国基金报》刊登了一篇《水滴筹“爆雷”!“扫楼式”筹款:员工按单提成,月入过万!网友炸了:太寒心》的文章,大致内容是“水滴筹”在全国数十个城市的医院派驻地推人员,以在医院里“扫楼”寻找生病的“客源”为主要工作任务,并以发起大病众筹的“客源”作为业绩考核标准,在对众筹申请人的财产状况不加以审核的情况下,随意估算筹款金额,直接套模板编故事即发起众筹募捐救助金。网友经典评论:“善良就这么多,现在被骗光了,以后别怪我冷漠。”看似玩笑的评论,也恰恰说明了虚假众筹、悲情营销正大肆消耗着老百姓的善良与爱心,信任危机恐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患者失去众筹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事发后,“水滴筹”公开表示,已全面暂停线下服务,并将对平台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加强监管。

深度剖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各类型众筹平台发展方兴未艾。在众筹行业组织构架中,底端是个体投资者,中间是项目发起人和专业的投资机构,顶端是众筹平台。以共享为理念的众筹平台,在创造投资红利的同时将投资者和项目发起人紧紧衔接起来,颠覆传统的投资方式,满足了大数据时代老百姓的多元投资需求。此时,大病众筹平台以其准入门槛低、辐射范围广、信息成本低等优势迅速雄起。“水滴筹”平台就是在“互联网+医疗”发展的黄金时代中成长壮大的大病众筹平台。针对“水滴筹”的上述丑闻,剖析如下:

首先,平台审核机制缺位,监管不利。“水滴筹”地推人员以发起的大病众筹人数作为业绩考核标准,在对申请人的财产状况不加以审核的情况下,随意估算筹款金额,直接套模板编故事将申请发到众筹平台募捐救助金,一方面将众筹项目视为儿戏,搅乱网络生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平台审核监管严重缺位,平台功能化设计亟待改善。例如“水滴筹”方面表示,审核信息没有界定“有车有房就完全不能发起筹款”,但前提是“要按照平台的规定,去提交这些相应的证明材料”。准入条款太过粗糙,将前期审核任务全权交给众筹发起人的自律、良心,其存在重大隐患。那么,什么样的家庭情况才能申请大病众筹?如何核实?谁有资格核实?事前,缺乏对项目发起人家庭财产、病情、医疗费用等情况的反复核实;事中、事后,缺乏对筹集资金用途的严格监控、实时跟进、反馈,对蓄意利用平台敛不义之财的人、故意诱导他人伪造信息筹集资金的人缺乏相应惩处机制。

其次,法律缺位。据悉,民政部门表示个人求助属于民事赠与,并非慈善募捐,故不属民政部职责范围。我国慈善法也没有将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纳入规范范畴。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大病众筹平台的法律规范,实践中也没有明确的国家机关对口管理和监督大病众筹平台。

最后,“水滴筹”地推人员“扫雷式”发展平台用户,将大病众筹发起与重疾险捆绑“推销”,并作为项目发起的条件之一,其行为存在强迫交易之嫌。究其原因,平台工作人员法治观念、道德理念的缺失是关键病灶,这不仅加重了患者的医疗负担,也破坏了公平的保险生态圈,产生不正当竞争。
   
完善之钥

第一、查漏补缺,完善审核、监督机制。事前,一方面,细化平台准入规程,引入人工智能,完善功能化设计,使平台操作清晰透明:对比患者病情、家庭条件、已获救助等关键要素,设立众筹项目发起人的分级标准,力求资格准入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公安、民政、房管等部门应加强行政指导,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为平台查询发起人个人财产、家庭财产、已获救助、患病情况等提供便利。当然,主管部门的法定监管职责不能缺位,例如对“骗筹”、诱导“骗筹”应当如何追责?是否可以考虑将违法行为纳入个人诚信档案?针对存在的重疾险“捆绑销售”,市场监管部门应进行严厉打击,营造公平的竞争生态。更为重要的是,事中和事后要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管:众筹平台可以联合支付平台、医院等创立针对众筹发起人的“大病专款专用”账户,筹集资金只能通过该账户流转,大大降低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机会成本。同时,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对资金使用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追踪,确保资金使用存在内、外监督两扇门,对资金链中存疑节点进行标红预警,派专人跟进并通报进展情况。另外,“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平台也可探索引入群众监督,针对每一个大病众筹案例,随机邀请一名捐款者代表参与资金监管,并给予相应的报酬,达到“捐款明明白白,使用清清楚楚”的效果。不断细化资金流转程序,对善款结余设立退回“快车道”,降低资金的盗用风险。

   第二、加快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相关立法。立法机关可以参考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听证结果等在现有法律法规中增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相关内容以解燃眉之急,也可以专门为大病众筹“量身定制”法规。例如,针对网络中出现的“一窝蜂”虚假众筹“证明人”,可以要求众筹项目的证明人承担类似连带责任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以便快速追责,大大降低投资人的信任风险。民政部应与时俱进、当仁不让地协调推进个人大病求助行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部门规章,指引众筹平台科学规范运作。

   第三、加强法治和道德宣传,使法治德治完美融合。宣传部门应联合医院、人民法庭、公安等部门,通过两微一端、自媒体平台等媒介在全网应加强相关法律知识及公序良俗的宣传,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自律意识,从源头减少“占小便宜”、不劳而获的不良思想风气。大病众筹平台也应该加强对员工的考核培训,将职业道德的考量摆在与工作能力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切勿“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互联网+医疗”作为新兴事物,要想规范其运作机制,需要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并在不断试错中完善,让善款能够帮助更多真正有需要的人,使群众的爱心不被“错负”,网络生态更加风清气正。

 


 
责任编辑:抚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