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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裁判依据法律适用问题
——从一买卖合同未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起算分析
作者:资溪县人民法院 邓木林  发布时间:2020-03-18 11:08:26 打印 字号: | |

【案情】

汪某向饶某购买地砖,由饶某送货至汪某处,汪某在饶某送货单上签注:地砖,欠货款13000元,汪某某,2013年3月17日。2019年4月13日饶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汪某给付所欠货款13000元。汪某对未支付饶某货款13000元的事实无异议,但以饶某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抗辩拒付。饶某在庭审中称,欠款期间,每年春节前几天,都向汪某催要过货款,但汪某否认。饶、汪双方未有其他证据向法庭提供。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饶某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存在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即“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即“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饶、汪双方就货款支付期限,既无书面协议,也未达成补充协议,且无交易习惯提供,汪某应在收到地砖的同时向饶某支付货款,但汪某未支付货款,只在饶某的送货单上作了一个欠款签注,该欠款签注应认定为系汪某写给饶某的一张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与法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同时支付”货款,法律本质相同。根据199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4)3号《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法复(1994)3号批复]即“据你院报告称,双方当事人原约定,供方交货后,需方立即付款。需方收货后因无款可付,经供方同意写了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此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如果供方在诉讼时效中断后一直未主张权利,诉讼时效期间则应从供方收到需方所写欠款条之日的第二天开始重新计算。”饶某于2013年3月17日收到汪某欠款签注,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13年3月18日起算,但饶某直至2019年4月13日才向法院起诉,又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形,李某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第二种意见,汪某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只在饶某送货单上作了一个欠款签注,该欠款签注应认定为系汪某写给饶某的一张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本案符合2006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他字第35号《关于买受人在交易时未支付价款向出卖人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以下简称(2005)民二他字第35号答复]所针对的案件情况。该答复指出,“根据你院报告所述情况,冯树根向广州市白云农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农业公司)购买农药,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也无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的履行期限进行约定,因此,该合同属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白云农业公司向冯树根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不符合法复(1994)3号批复适用的条件,故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意见。”即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主张权利时起算”。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从饶某主张权利即起诉时起算,饶某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第三种意见,根据2008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11号《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法释〔2008〕11号《规定》]第六条即“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饶某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第四种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本案汪某应在2013年3月17日收到饶某送至的地砖的同时向饶某支付货款,但饶某未收到货款,饶某应知道自己的债权受到损害,此时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开始计算,饶某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解析】

笔者同意第四种意见。

本案的关健是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起算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本案货款支付时间的裁判依据适用问题。裁判依据错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民法总则施行前,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亦即民法总则实施前,“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判断民事主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否被损害,必须考察民事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基于契约自由,合同权利义务一般由合同双方自由约定,但由于民事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可能所有的合同主体约定的权利义务都全面、具体、明确,为保障经济活动的畅通运转,实现合同目的,对合同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合同法有的作了直接规定,有的提供了规则指引。

我国合同法借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有关未约定货款支付期限,买受人应当在收取货物或者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时支付货款的规定,结合我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民间习惯,制定了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这是法律对合同权利义务作出的直接规定,为合同双方在货款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仍不能确定,提供了货款支付时间这一合同权利义务的法律版本,此条契合国际商事规则的前瞻性规定,对于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我国民商事主体的国际商事交往,提高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都具有重大意义。

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于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专章第九章,是法律规范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特殊规定。

无论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不同合同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对合同履行有参考价值的交易习惯、质量标准、市场价格等情况各异,为了消除合同双方因合同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导致合同履行无所适从及履行阻碍,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提供了合同履行的规则指引。合同法第六十一条中“交易习惯”的司法认定及运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规定于合同法总则合同履行专章第四章,是法律规范合同法律关系的一般规定。

成文法的滞后性,条文理解上的差异,法律适用时有冲突的现实,法律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审判工作法律统一适用职能,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案例、印发会议纪要、答复个案请示等各种形式,保证法律统一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自身管辖及上诉、抗诉、再审的案件的终审裁判,以及对高级人民法院就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个案请示所作的答复,均属于对个案事实所作的法律评价,非按普遍适用的法律程序要求产生,只对具体个案发生效力,没有普遍法律效力,但作为审判辅助资料因其属于最高审判机关就个案的司法价值表达,与一般司法案例、专家或学者法学观点相比,具有最高权威性。

司法解释是法定解释即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的一种,包括审判解释、检察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即审判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具有普遍法律效力,其形式有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释明或演绎,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后,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人民法院同时引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裁判依据的,应当先援引法律,后援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 文书 引用 法律、法规 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引用顺序如下:法律及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司法解释。”

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编选发布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例。裁判案件是“技术活”,指导性案例是经裁判案件的“行家里手”“点赞”的看齐案例。指导性案例只是法源性规则的范式演绎,无法源地位,只能参照适用。参照时,先看类似性,即法律关系、事实、争议焦点是否类似;后审查指导性案例是否符合参照时的法律要求,即是否存在法源性规则已修改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然后再吸收指导性裁判要点的论证逻辑,阐发待审案件的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及第十一条规定,“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是最高人民法院检讨阶段性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因应有关问题,下发的就全国法院今后一个时期审判执行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会议纪要往往吸收了最新法学研究成果,回应社会关切,综合平衡各方面意见,针对审判执行中疑难、复杂、新类型及前沿性的法律问题,作出具体办案指导,对于统一裁判思路,规范自由裁判权,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会议纪要不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规范性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司法体制改革,裁判权权责统一,为使裁判“稳当”,员额法官乐见有会议纪要,但要强调的是,会议纪要毕竟不是法源性规则,就是经法定程序缜密论证的法律,也无法穷尽斑谰纷呈的现实情况,杜绝法律冲突,故以会议纪要裁判说理时,仍要担当在心,注意辨察会议纪要相关内容是否符合法源性规定,以使裁判经得起历史检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的通知)指出:“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进行援引。《会议纪要》发布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案件,在裁判文书‘本院认为’部分具体分析法律适用的理由时,可以根据《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进行说理。对于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请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正确适用裁判依据,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根本要求。但现实中,有的法院,甚至上诉审法院,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准确适用裁判依据;不分析司法解释精神内涵,错误适用司法解释;将非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个案答复作为裁判依据;将作为裁判参照的指导性案例或者作为裁判理由分析引述的会议纪要,直接作为裁判依据等等,给审判工作造成消极影响。

具体到本案,本案合同双方未约定货款支付期限,无交易习惯提供,根据合同法六十一条规定,不能确定货款支付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汪某在收到地砖的同时应向饶某支付货款。汪某在收到地砖的同时未向饶某支付货款的这一时间节点,饶某应知道自己的债权受到损害,此时诉讼时效期间依法开始计算,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本案在民法总则实施前已完成诉讼时效期间,但饶某直至2019年4月13日才向法院起诉,又无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形,且诉讼中,汪某对饶某的起诉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饶某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2005)民二他字第35号答复系非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个案答复,且该答复案件与本案标的不同,该答复不能作为本案裁判依据。本案合同双方未约定货款支付期限,无适用法复(1994)3号批复的基础,本案不适用法复(1994)3号批复。未约定合同履行期限的合同,如何确定履行时间,合同法第六十二条与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作了不同规定,前者与后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已经就买卖合同“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买受人支付货款时间作了明确规定,法释〔2008〕11号《规定》第六条有关合同履行期限的规定,不能涵盖买卖合同,本案不适用法释〔2008〕11号《规定》第六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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